科学价值观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十四条、第十九条和二十四条都推崇科学理念，明确提出“国家提倡……爱科学……的公德”。充分说明科学价值观是我国国家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价值观是现代社会的基石，并对意识形态其他部分产生重要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是服务于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是特定民族、国家的主流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维护最广泛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维护少数群体的利益，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任务。如果社会核心价值观从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服务人民群众这个原则，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将面临挑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少数群体也可以是最广泛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但少数群体的利益却不能代表最广泛人民群众的利益。举例来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如果过分推崇强调满足知识分子的好奇心和成就感，推崇知识分子个人成名成家，这样的价值观将背离国家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工作将随即失去正确方向。

国家意识形态当中的科学价值观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科学”是否具有根本性价值？一个是什么样的“科学”更有价值？

所谓科学的根本性价值是指科学理念是社会赖以存在的最重要理念，是其他价值判断的基础。科学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实惠使得社会认同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价值，但科学理念仍未占据中国社会生活应有的地位。五四运动请进“德、赛”两位先生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及科学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有长足发展，科学及其衍生的技术给中国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与之相适应的科学精神也在基础教育和科普的旗帜下得到传播，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同时，中华民族在接受科学理念的时候似乎更看重其物化的层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一心态的写照。中国社会长期贫弱所形成的功利主义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主义观念都对传播科学精神起到不小的阻碍。各种泛神观念、迷信观念不时地对科学精神进行冲击。各种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事件层出不穷，有的形成巨大的社会事件和社会思潮。这些事件和思潮表明，中国社会尚未完全接受“科学”所具有的根本性价值，这主要有以下的原因和表现：

中国社会对政治权威的崇拜削弱了公众对科学的崇拜。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中央政府上世纪50年代曾经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发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除麻雀运动。我国著名已故鸟类学家郑作新研究员当年怀着忐忑的心情，谨慎地做了全面研究，最终向中国科学院提交了研究报告，后来由时任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执笔上书中央，才为麻雀“平反”。大跃进时期中国依靠独有的苦干精神，取得了一批建设成就，但其时盛行的浮夸风、放卫星（如广西某红旗人民公社稻谷亩产13万斤）等现象，是中国社会严重崇拜政治权威而放弃追求客观事实的基本写照，这种现象的思想根基至今没有彻底改变。

伪科学盛行，挤压了公众对科学的崇拜。诸如水变油、某物致癌、绿豆治病等充斥大众的眼球。目前流行于各种新媒体的有关食补、辐射、污染等与人体健康有关的知识相当多是没有充分科学依据的，有的甚至是荒谬的。但公众对这类“科学”缺乏理性思考，追捧、传播的热情很高。

近些年，传播泛神和迷信思想的现象在中国长盛不衰。各类神仙鬼怪、得道大师不时登场献艺，迷惑了很多群众，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拜神现象也很严重，这时刻提醒我们维护科学精神任重道远。

上述现象表明，中国社会崇尚科学的根本价值观尚未真正树立起来，整个社会科学理性思维的能力尚未真正树立起来。这有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其中一些科学共同体没有承担起相应责任是原因之一。具体表现是，在有违科学精神、伪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重大社会事件面前，国家一些科学机构罕见有组织、有目的的反击行动。一些科普团体的科学传播活动，或由于针对性不强，或由于公信力不够，没能起到应有作用。一部分科学家群体对重大科学事件反映冷漠，效果上纵容了反科学精神思想的泛滥，反映了科学界没有肩负起维护科学精神的责任。一些科学家认为“科普”工作最多是自己的副业，甚至清高地认为科学家参与公共科学事件讨论是 “杀鸡用牛刀”“不务正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界少数科学家以个人努力维护科学精神的行为，就显得弥足珍贵。

文章来源：《天天爱科学》 网址: http://www.ttakx.cn/qikandaodu/2020/1119/4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