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学界接受类似统计因子价值判断的热情不减。在欧洲学术界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 SCI（ScienceCitationIndex）的时候，中国科技部已经连续多年发布中国科研机构SCI数据分析结果。这导致中国科技界对SCI狂热追求几十年，其影响至今仍然很大。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界推介其价值判断的热情也越来越高。美国高端学术团体如美国科学院更加重视在我国吸纳外籍院士，其中包括更多有官员身份的科学家。收购了美国Institutefor ScientificInformation的汤森路透公司（ThomsonReutersCorporation），在中国设有近500人的庞大分支机构，不断发布和影响着中国学术的价值判断。英国NaturePublishing Index一经发布，立即受到中国学术界追捧。至于西方学术价值的最高奖项诺贝尔奖，更是被我国各级学术团体奉为终极价值而孜孜追求。

中国学界失去自主判断学术价值自信心的另一个表现是越来越多地强调和开展所谓的“国际评估”。近年来，由于对国内自行组织的同行评议信心不足，许多科研机构和著名高校，都聘请海外专家委员会专门负责评估相关领域的机构和学者的学术水平，并对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学术发展提供咨询。在非保密领域里，这类海外专家委员会均要求其成员大部分必须是“长期旅居祖国大陆以外的国家与地区”（摘引自某机构内部规章），有的甚至要求海外专家委员会成员中“有一半以上为非华裔”。必须承认，国际评估专家组成员一般都会秉持更高的科研道德伦理标准，较少顾及被评审人员或机构的面子和关系，同时又具有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因此具有更高的公信力。笔者认为，中国学界应努力寻找有效的方式强调自我净化、自我约束，重塑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一味寻求外援，会进一步摧毁我们的自信，长期来看，也会从某种程度上限制我们自主创新的步伐。

其次，过分依赖西方学术价值参照体系导致中国科技界习惯于追踪国际科技热点。曾几何时，我们在制定各类科技发展计划的时候，无一不是从援引、分析西方各大国已经公布的各类科技计划展开论述。1986年3月，面对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我国著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这就是有名的“863计划”。“863计划”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当时中国国力和科技实力而言，跟踪发展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实力增强，跟踪发展已经不能获得最大的原始性创新效益，进而不能满足创新驱动发展的需求。

在笔者熟悉的生命科学领域，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最有影响的成就仍然是上世纪60年代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当时中国科技界相对封闭、经费有限。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成果，与当时科技界自力更生的原创意识、原创自信心有关；也得益于国家集中高效的资源配置模式。这充分说明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才是正道，任何跟随模仿都是没有出路的。时至今日，中国学术界习惯于跟踪模仿西方科技前沿的现象仍然存在着。

率先享受 “独立自主”巨大收益的首先是中国制造业。2014年珠海航展，我国自主研发的运-20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跻身世界大飞机制造大国之列。事实上，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立项和试飞了运-10。但之后，由于指导思想发生偏差，有人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幻想可以用中国巨大的市场换取我们所需要的核心技术，从此走上和麦道、空客、波音的合作之路。事实证明，这样的合作之路是失败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也没有人会真心培养一个竞争对手。在大飞机发展过程中，中国逼出来的共识是：自主创新才是中国科技发展之路。2007年，中国大飞机项目重新上马。短短几年间，中国大飞机就昂首起飞。同样的例子是中国高铁，2008年2月26日，科技部与铁道部共同签署了一份《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合作协议》。启动自主设计、制造和运营时速380公里的新一代高速列车的宏大计划。短短数年，高铁已经作为一个中国符号，走出国门，赚取自主创新的红利。

最后，过分依赖于西方学术价值参照体系导致中国学术界价值取向错位和学风进一步恶化。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学习苏联体制，对国立研究机构实行计划性、机构性稳定支持。1978年以后，我国开使学习西方体制，国立科研机构预算的主要部分转向基金制或称为项目申请制。西方项目申请制体现竞争，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积极性。但由于我国在机构设置、人员管理和科研文化等方面和西方差异较大，该体制的弊端逐渐显露。不体悟西方经验的精髓，不深谙中国国情之特征，不讲求实效而进行的科技体制层面的模仿可能是我们不成功的最大原因。这种体制导致争取科研经费逐步成为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首要任务。有的单位甚至还将争取经费多寡作为科研人员绩效考核的内容，进一步弱化了“创新为民”的科技价值观。在以西方科研价值参照体系SCI为导向的评价标准引导下，科研选题的功利性被强化。“我热爱真理，但我更热爱论文”成为科研人员的 “潜在价值观”。如果强化执行这种标准的评价体系，就会导致科研管理的结果是：“防止出现差的，不鼓励出现好的。”这当然不会有利于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的产生。一些潜在的原创性研究，可能在追求发表的过程中放弃或修正了对真正学术价值的追求。

文章来源：《天天爱科学》 网址: http://www.ttakx.cn/qikandaodu/2020/1119/4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