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圣路易斯雷大桥》研究要略

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是迄今为止唯一同时荣膺普利策小说奖和戏剧奖的美国作家，《圣路易斯雷大桥》(TheBridgeofSanLuisRey)是其代表作之一。此书一经发表，就“引起极大轰动，成为当年的全国畅销书”[1]，并于1928年荣获普利策小说奖。颁奖词将其评为“近代灾难文学和电影的先驱、作家的文体写作手册、完美的道德寓言”。“围绕它的最大争议，或许在于《圣路易斯雷大桥》与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坛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两大主流的疏离。”[2]美国的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喧嚣的20年代”(the Roaring 20s)。这是一个经济不断繁荣、社会经历剧变的时期，旧的价值观被颠覆，妇女得以解放，是一个全民狂欢、文化多元化和消费主义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美国作家也被称为“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迷惘的一代”小说体现出创作题材的现代性，“它同意识流小说一样旨在揭示现代经验，即战后弥漫于西方世界的异化感、孤独感和绝望心理，并深刻反映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与性格认同危机”[3]。彼时，怀尔德却“专注于古典文学的复兴”[4]，他的作品中充满古典文学的元素。左翼批评家高尔德(Mike Gold)就曾指责怀尔德将此书的故事背景置于18世纪的秘鲁，“未能紧紧把握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风潮”[5]。另一种批评声音强调“怀尔德的问题不仅是运用‘意此言彼’的寓言叙事，更致命的是他在怀疑主义、犬儒主义盛行的20世纪文学写作中，竟然固守了某种普世价值，竟然试图对转向‘一切都无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读者进行某种道德意义上的‘说教’”[6]。

然而，怀尔德不仅使用了《圣经》般的语言风格和古典的寓言叙事讲述了宏大恒久的人文主题，也通过《圣路易斯雷大桥》表达了“他对美国人和20世纪美国的关注”[4]。“他(怀尔德)的小说和戏剧是传统与创新、乡土与都市、现代与古典、美国与欧洲、适时与永恒的奇妙结合。”(注：笔者译)[7]普利策小说奖的评奖标准为“授予当年发表的美国小说，该小说最好能反映美国生活的整体风貌”[8]，然而将背景置于18世纪秘鲁的《圣路易斯雷大桥》却摘得此奖，这就暗示了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时美国社会特质的映射。《圣路易斯雷大桥》以秘鲁为背景，但是故事中夹杂着大量秘鲁与西班牙关系的描述，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美国与英国的关系及其对美国文学地位的思考。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美国文学独立于英国文学取得民族文学独立地位的关键时期[9]。此外，这部“近代灾难文学的先驱”探讨在无妄之灾降临时，我们应该如何理性面对亲人逝去的悲痛与哀伤，与一战后大众心理与社会氛围不谋而合。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通过对不同生活背景下的女性的刻画，勾勒出了当时美国社会背景下的女性群像，从个体的角度来隐喻女性的整体生存状态。这些女性人物在追求信仰与爱的痛苦中挣扎，在顿悟后觉醒，她们的身上体现了矛盾与永恒的人之特性，即我们的人性。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女性意识在不断觉醒，但时代的通病困住了女性觉醒的步伐，因此，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坎坷命运也是时代的写照。

二、蒙特马约尔女侯爵

布斯(Wayne Booth)提出的“不可靠叙述者”(the unreliable narrator)概念一直被看作通过文本分析探寻隐含作者意图不可或缺的范畴之一。其经典定义在叙述学发展过程中得到不断细化和修正：费伦(James Phelan)与玛汀(Patricia Martin)将不可靠性分为事实/事件、价值/判断、知识/感知三条轴，并得到误报、误读、误评、不充分报道、不充分读解和不充分评价六种不可靠性类型[10]。在小说的不可靠叙事内容中，即从朱尼帕的叙事视角来看，蒙特马约尔女侯爵被认为是一个面容丑陋、不被女儿喜爱的笑柄，是个被抛弃的可怜人。但从全知叙事视角可以得知，“在她逝世后的一百年里，她写给女儿的书信已经成为西班牙语文学中的丰碑，她的生平事迹则在此后成为经久不衰的研究话题”[11]11，人们试图赋予她很多荣耀。显然，在不完全了解女侯爵的情况下，人们对女侯爵产生了不充分解读和不充分评价。人们仅从她作为一个母亲的身份来解读和评价她，完全忽视了她在其他身份上体现的人生价值，这种解读视角正是长期的父权制社会统治与近代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结合的大背景的产物。同样，女侯爵在后世被大加赞誉的原因除了她写给女儿的书信是充满“妙语连珠”的“精妙绝伦的篇章”之外，也因为这些书信体现了一个母亲对女儿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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